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就業制度改革是沿著政府“放權讓利”，先易后難，從農村到城市，從就業制度的外圍向核心部分逐步推進的方向漸次進行的，在改革中漸次實現勞動就業制度創新。表現在以下方面：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10年動亂造成我國城鎮失業人口劇增，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失業高峰。城鎮登記失業人口1978年530萬人，1950年為541.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1978年為5.3%，l980年為4.9%（《中國統計年鑒》，1985），就業壓力空前沉重。于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政府在80年代初提出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在城鎮實行由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并推出了人力資源服務公司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組織。

這些舉措，突破了長期以來在城鎮由政府“統包統配”的計劃安置型就業制度，廣開了城鎮居民的就業門路，使當時空前沉重的失業壓力在短短四五年之內迅速得以緩解。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計劃工資制度，其制訂過程十分復雜。全國7類地區，4類產業；每類產業又分為4類企業；在企業內部又分為3類科室，4類職工；企業職員分為13類。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行政人員工資由30個等級組成，全國又分成11個工資區。這套復雜的計劃工資制度一直沿用到1985年，影響迄今。

改革開放以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指導下，許多企業紛紛自主進行工資制度改革。比如，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實行了高薪招聘人才，按個人業績和效益發工資的新辦法；深圳則率先推出與經營效益掛鉤的經理年薪制；三資企業引進了一些國外的工資制度；股份制企業把工資、獎金、分紅等一起考慮，制訂分配計劃等。同時，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勞動工資管理也進行了根本改革，開始放棄直接管理，還權于企業，由企業自定。政府僅管住“三條線”：一是最低工資保障線，二是工資增長指導線，三是工資預警線，進行宏觀調控。

通過這方面的改革，大大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過去占統治地位的計劃工資制度，開始轉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元分配制度，工資對企業員工的激勵約束機制大為加強。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計劃安置型勞動人事制度，在客觀上把就業者分為干部、職工和農民三種等級的終身崗位，并人為限制了人力資源在三者之間的流動，在就業制度上誘發了“干部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國有企業職工由國家統包終身”的現象，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職工和行政機關干部隊伍的過度膨脹，使激勵約束機制和失業機制難以奏效。全國目前大約30個人養一個“吃皇糧”的國家行政人員，財政支出的大部分被“人頭費”吃掉了；農民負擔或企業負擔的加重，各種不合理攤派的出現大多也與此有關；國家行政機構日益龐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諸多弊端由此而生，甚至成為培植腐敗的土壤。綜合各有關權威部門的判斷結果，“全國大約有2600-3800萬人隱性失業或就業不充分，其中國有企業約為2000-3000萬人，機關事業單位約為600-900萬人”，使國家財政背上了沉重包袱。

1998年開始的國務院機構改革等國家行政機構改革，是對干部隊伍的“存量”進行結構調整，是減人增效的重大措施，這將改變以往機關干部“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的舊格局，因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勞動人事制度的一項重要創新。

在干部的選拔，即干部人力資源的“增量”方面，近年北京、上海、浙江、廣東、廣西等地政府紛紛改變了以往僅從機關內部選拔提升的封閉式傳統做法，而試行了面向社會、公開選拔的新制度。例如，浙江省公開招考公務員已進行多次。其中，1996年就本著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面向社會招考了1949名公務員。這方面的制度創新雖尚在試點階段，但在干部隊伍中引進了競爭上崗、擇優錄用的市場機制，成效顯著。在浙江、四川等地一些市、縣的公開選拔干部中，甚至不拘一格地擇優錄用了農村戶口的應聘者，深得民心。

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國勞動就業制度中關鍵部分，因此，機構改革和公開選拔干部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的勞動就業制度創新之一，對我國人力資源通過市場而優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